请选择省份(按首字拼音排序):
安庆市 蚌埠市 巢湖市 池州市 滁州市 阜阳市 合肥市 淮北市 淮南市 黄山市 六安市 马鞍山市 宿州市 铜陵市 芜湖市 宣城市 亳州市
福州市 龙岩市 南平市 宁德市 莆田市 泉州市 三明市 厦门市 漳州市
白银市 定西市 甘南藏族 嘉峪关市 金昌市 酒泉市 兰州市 临夏回族 陇南地区 陇南市 平凉市 庆阳市 天水市 武威市 张掖市
潮州市 东莞市 佛山市 广州市 河源市 惠州市 江门市 揭阳市 茂名市 梅州市 清远市 汕头市 汕尾市 韶关市 深圳市 阳江市 云浮市 湛江市 肇庆市 中山市 珠海市
百色市 北海市 崇左市 防城港市 桂林市 贵港市 河池市 贺州市 来宾市 柳州市 南宁市 钦州市 梧州市 玉林市
安顺 毕节 贵阳 六盘水 黔东南 黔南 黔西南 铜仁 遵义
白沙黎族 保亭黎族 昌江黎族 澄迈县 定安县 东方市 海口市 乐东黎族 临高县 陵水黎族 南沙群岛 琼海市 琼中黎族 三亚市 屯昌县 万宁市 文昌市 五指山市 西沙群岛 中沙群岛 儋州市
保定市 沧州市 承德市 邯郸市 衡水市 廊坊市 秦皇岛市 石家庄市 唐山市 邢台市 张家口市
安阳市 鹤壁市 焦作市 开封市 洛阳市 南阳市 平顶山市 三门峡市 商丘市 新乡市 信阳市 许昌市 郑州市 周口市 驻马店市 漯河市 濮阳市 济源市
大庆市 大兴安岭 哈尔滨市 鹤岗市 黑河市 鸡西市 佳木斯市 牡丹江市 七台河市 齐齐哈尔 双鸭山市 绥化市 伊春市
鄂州市 恩施州 黄冈市 黄石市 荆门市 荆州市 潜江市 神农架林区 十堰市 随州市 天门市 武汉市 仙桃市 咸宁市 襄阳市 孝感市 宜昌市
常德市 长沙市 郴州市 衡阳市 怀化市 娄底市 邵阳市 湘潭市 湘西 益阳市 永州市 岳阳市 张家界市 株洲市
白城市 白山市 长春市 吉林市 辽源市 四平市 松原市 通化市 延边朝鲜
常州市 淮安市 连云港市 南京市 南通市 苏州市 宿迁市 泰州市 无锡市 徐州市 盐城市 扬州市 镇江市
抚州市 赣州市 吉安市 景德镇市 九江市 南昌市 萍乡市 上饶市 新余市 宜春市 鹰潭市
鞍山市 本溪市 朝阳市 丹东市 抚顺市 阜新市 葫芦岛市 锦州市 辽阳市 盘锦市 沈阳市 铁岭市 营口市 大连市
阿拉善盟 巴彦淖尔 包头市 赤峰市 鄂尔多斯 呼和浩特 呼伦贝尔 通辽市 乌海市 乌兰察布 锡林郭勒 兴安盟
固原市 石嘴山市 吴忠市 银川市 中卫市
果洛藏族 海北藏族 海东地区 海南藏族 海西蒙古 黄南藏族 西宁市 玉树藏族
滨州市 德州市 东营市 菏泽市 济南市 济宁市 聊城市 临沂市 日照市 泰安市 威海市 潍坊市 烟台市 枣庄市 淄博市 青岛市
安康市 宝鸡市 汉中市 商洛市 铜川市 渭南市 西安市 咸阳市 延安市 榆林市
长治市 大同市 晋城市 晋中市 临汾市 吕梁市 朔州市 太原市 忻州市 阳泉市 运城市
阿坝 巴中市 成都市 达州市 德阳市 甘孜 广安市 广元市 乐山市 凉山市 眉山市 绵阳市 南充市 内江市 攀枝花市 遂宁市 雅安市 宜宾市 资阳市 自贡市 泸州市
阿克苏 阿拉尔 阿勒泰 巴音郭楞 博尔塔拉 昌吉回族 哈密 和田 喀什 克拉玛依 克孜勒苏 石河子 塔城 图木舒克 吐鲁番 乌鲁木齐 五家渠 伊犁
阿里 昌都 拉萨 林芝 那曲 日喀则 山南
保山市 楚雄州 大理州 德宏州 迪庆藏族 红河州 昆明市 丽江市 临沧市 怒江州 曲靖市 思茅市 文山州 西双版纳 玉溪市 昭通市
杭州市 宁波市 湖州市 嘉兴市 金华市 丽水市 绍兴市 台州市 温州市 舟山市 衢州市

中国经济:结构性改革和长期战略调整不能过度依赖货币政策

人民日报周一刊文称,现阶段中国应重点强调结构性改革和长期的战略调整,不能过度依赖货币政策;市场各方对于货币政策的态度,需要理性回归。

文章称,未来货币政策的内涵和着力点,并不能简单用“松”或“紧”来概括。一方面,稳健是过去几年货币政策的“底色”,保持着稳定性连续性,但客观说,受经济下行压力等多种因素影响,部分时段在实际操作上可能是稳健略偏宽松。

“未来的货币政策应坚持稳健中性,不松不紧,既为合理经济增长提供必要流动性供给,又能为新旧动能转换和结构转型升级创造必要压力。另一方面,货币政策通过创新也能直接支持结构调整,这些年,在扶持‘三农’领域、小微企业及先进制造业上,货币政策定向发力已经有了不少探索。”文章称。

值得一提的是,市场对于货币政策的态度,也需要调整。正如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所说,“最近几年,很多公众作为投资者投资金融市场、房地产市场,或购买金融产品,因而会过分关注货币政策。结果放大了市场对货币政策的反应。”

该文指出,“央妈”昵称的流行,折射出市场的过高期待,很多本是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举措,在金融市场上被赋予各种与政策初衷不符的想象。从这个角度说,无论是金融机构、企业或投资者,对于货币政策的过分热情和依赖,同样需要理性回归。

文章提到,今天看“量化宽松”,让人感觉复杂。政策大多因势而谋,为解决彼时突出矛盾而来,但多多少少又会有负面效应。回想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在困境中徘徊,政策重点自然是尽快复苏,即便有副作用,也是需要承受的代价。正因为此,许多经济体相继开启量化宽松周期,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宽松政策创造的缓冲,让它们得到休养生息的机会。

然而,时至今日,近10年的全球超常规货币政策周期可能迎来“拐点”。3月,美联储加息“靴子”落地,未来进一步加息的预期仍在,全球市场关于是否会收紧货币的讨论持续升温。

随着各国经济不同程度的恢复,非常时期的非常之策,自然到了考虑如何以及何时退出的时机。货币政策不是万灵药,不能期待解决所有问题,这已成共识。同时宽松货币的负面效应越来越明显,不能不引起重视。目前来看,尽管各国在退出宽松货币政策方面步调不一致,但大趋势已基本形成。

就国内货币政策而言,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开始向常态回归。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国自20089月起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但2011年开始即回到稳健轨道。如今,稳健的货币政策已实施六个多年头,从实际情况看,既实现了由非常态向常态的及时回归,降低了货币过度宽松可能引起的风险过度积累,也有力支持了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应当说,这种渐进式的回归,不仅总体上取得了明显效果,其中也包含了不少政策创新。

尽管如此,新形势下,货币政策应担当什么角色,依然是值得思考的问题。一般而言,货币政策主要用于总量调节,解决结构性问题并非其强项。目前,中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虽然有周期性、总量性因素,但主要是结构性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

3月中旬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相关部委负责人就更具体地指出,中国经济发展面临三大结构性失衡:一是实体经济结构性供需失衡,二是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失衡,三是房地产和实体经济的失衡。要化解这些失衡,过度依赖货币政策勉为其难,而必须是多政策协同作战,各领域改革齐头并进。

来源:路透中文网 2017410